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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所言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与交涉性。

毕竟，相比于桀骜不驯的君主权力，民意机构更可信赖。[20]这样来看，言论自由对公民而言也是政治的而不是伦理的，是公共的而不是个人的，这种政治关切与个体利益需要不同。

[41]Kermit L.Hall,ed.,By and For the People: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American History. Harlan Davidson,inc.,1991. [42]参见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78～95页。讨论税收种类、最低工资保障、公共廉租房政策、对外事务以及官员的表现，与对邻居品头论足、披露他人隐私、侮辱异教信仰、传播色情信息是不同的，它们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宪法性质的公共言论和民法性质的私人言论。宪法意在防范的，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是行使权力的个人。米克尔约翰的理解是，苏格拉底把讲学视为不受约束的自由，而生命却可以经由正当程序（雅典法律）剥夺。在私人酒馆、住宅门口、医院急诊室、学校课堂等场合，即使是发表公共言论，因其对私人财产和正常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要受到严格管制，这种管制不是对宪法价值的挑战。

这与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保留模式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它首先防备而不是信任政府，尤其是对公共秩序负有直接责任、也最具侵权能力的行政部门。既继承西方文明有益成果，又彰显中国道路鲜明特色。

民治是宪政的灵魂所在，是宪政状态的内在规定性，只有体现了民治要素的宪治才能称之为宪政。便于与国家治理法治依宪治国等现有重要政治法律话语相衔接。[19] 李慎明：《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载《中国智库》2013年第2期。[75] 然而，反对宪政概念的学者似乎不知道宪政过程论已是法学界的通说，对上述观点视而不见，反而提出：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说，如果现在把实行宪政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提出来，那人们会问：新中国过去几十年搞了什么？这会使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民主性质发生怀疑。

[①] 例如，莫纪宏：《我国依宪执政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7版。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治国体制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92]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质问：我国早就走上了按照宪法施政的道路，尽管曾发生过偏差。[100]作为政治法的宪法，关注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李水金教授较早提出了这种观点：宪治是基于宪政的治理，它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石的治理过程。——许崇德：《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载《法学》2008年第2期。

[17] 许崇德先生认为，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有相对应的英文词汇，是舶来品，但宪政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名词，所以在英文中并不存在现成可用的确切的对应词。所谓宪法治理就是把社会生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纳入到宪法和法治的轨道。[109] [美]斯蒂芬•L•埃尔金：《新旧宪政论》，载[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35、39、144页。[48] 邓联繁：《宪法：从政治法到治政法》，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2期。

[78]甚至无限拔高，例如有人说宪政是人类社会最高尚的憧憬和最幸福的期盼，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隐晦的讲法例如王振民教授认为，只要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即便不叫宪政也没关系。

[106] [英]哈耶克：《自由主义》（1973），冯克利译，载王炎等编：《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5页。新宪政论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

[67] 陈云生：《宪法文化的自觉》，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期。（四）以宪治更新宪政 大凡熟悉我国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提法之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性。[92]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29] 人们满怀期望以宪法的性质所独具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来达到建成法治国和宪治国的预期的目标和目的。学者们指出，由于宪法在法规范中处于最高地位，因此所谓法治实质上是宪治。[103]之所以要打破古典宪政观所坚持的宪法只规范政治权力的教条，是因为现代社会中资本、阶层所形成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跟政治统治所形成的国家权力一样，都可能严重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如果这种侵害获得了立法层面的支持，那就只有请出宪法才能保障基本权利。

[57]朱福惠教授认为，宪治是指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宪政而构成的政治形态，在宪治形态下，政府权力的运行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限权和人权保障标准。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推行的政治。

宪治的重心在于治，有利于摆脱西方政治制度的干扰。[101] 但是，如今的宪法实践已经超出了古典的政治领域。

[89] 参见陈永鸿：《论宪政与政治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51]吴新平教授指出，在中国宪法学上，对宪政的涵义至少有7种表达，宪治是其中之一。

邹平学：《宪政界说》，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2期。[91] 参见范进学：《论宪政的概念》，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65]宪治不同于一般的法治，它是法治的最高表现。余不敏，欲集各国宪治之事实与理论，较其异同，衡其得失，分别论列，著为专书，以供邦人研讨者久矣。

中国宪法学使用未经话语转换的宪政概念，会影响和冲淡宪法学在中国已有的语境和话语体系，制约中国宪法学的健康发展。[60]法治的本质是宪治，宪治的核心在于宪法诉讼。

韩大元教授指出，关注民生将成为宪法的重要功能，民生宪法反映了当代宪法正在变革的基本态势，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理念。[⑨] 叫不叫‘宪政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我们要不要监督制约日益泛滥的权力，要不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要不要保障我们自己的人权，要不要实现并维系国家的统一，一句话要不要回答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严肃命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

[24] 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1916年在《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先后使用宪治、宪政各一次：今日民权丕振、宪治普行之世，光化之下，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

——陈云生：《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之由来：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改革开放初期，颁布了强调民主、法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八二宪法即现行宪法。因为立宪政体包括了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可见，关于限制权力，古典宪政论持一种近乎政治神学的、目的性的态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持积极的、实用的态度。

朱福惠：《宪政及其中国特色》，载《法学》2008年第4期。如上所述，宪治应是国家治理的首要方式，宪治概念有利于与国家治理概念相衔接。

就算宪政一词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造，那么是不是就必须得抱着这个诞生于1899年的术语而不能放弃、不可变更呢？事实上，我国近代还产生了一些当时影响颇大、流传甚广诸如民治民权议院合众国等术语，如今不也很少为学界和社会所用了吗？何况，宪治一词亦并非今人所造，更非为了替换宪政而生。[111] 蒋清华：《社会事业建设立宪方式比较研究：民生宪法的一个导言》，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论语•子路》 一个用得好的词儿，比一本写得坏的书要强。[71] 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4页。